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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该走什么路【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5:05:30 阅读: 来源:三七厂家

新农村建设该走什么路?———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兼“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

汲取韩国教训,坚持“两条腿”走路

记者:目前关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后者则表示明确反对。你能否结合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教训谈谈对上述两种观点的认识?

刘德喜: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韩国新农村运动,其本质就是用非西方式的方法解决那些还没有被西方文明侵蚀的农村问题。它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但是,韩国新农村运动也有深刻的教训:就是大量农村人口最终还是去了城市,由此导致农村地区大规模建设的浪费。由此导致没能逃脱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村运动所做的努力被人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被闲置起来。这说明,韩国以至那个时代的日本,都没能逃脱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会不会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呢?借鉴汲取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显然预示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习韩国的成功经验,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齐头并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第二种方向是,照搬韩国的经验和做法,但很快也像韩国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抛弃新农村运动的成果,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

我个人认为,当前必须明确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也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轮子,二者都不可偏废,而且可以相辅相成。既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也不能将彼此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记者:有专家说:处理不好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对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你是怎么看的?

刘德喜:我赞同这个判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这两个轮子共同前进,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发展全局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科学判断就是:我国从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省、一个市或县,尤其是乡镇,绝不能生搬硬套中央的科学判断,认为自己那个地方完全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都可以两个轮子一起转或“两条腿走路”。特别是具体到基层的县和乡镇,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需要防止对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20字”目标进行机械式理解。

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有的市县和乡镇的发展状况可能与中央的科学判断正好吻合,即从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样县或乡镇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也就是中央所说的“两条腿走路”。有的市县和乡镇已经全部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市县和乡镇。这里的主要任务或战略布局可能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如何进一步发展以及如何支持和反哺其它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在本区范围内进行“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而中国相当多的市县和乡镇,尤其是中西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还很低,80%甚至90%以上都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这里的主要任务或战略布局,可能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并辅之以力所能及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而不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齐头并进的问题,更不能将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同于新农村建设。这样,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来含义。

记者: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关系有什么重大意义?

刘德喜: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认清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从当前来看,有利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基层的市县和乡镇确立自己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正像江苏苏州地区某些市县所作的规划和政策中所说,实施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方针,可以使中国的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市民还是农民,都能平等的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相反。

从长时期来看,则有利于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不同质的文明,也就是不同质的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没有两样。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如果跟在美国或法国的后面,试图去学习或实现西方式的工业文明,即全面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中国要想真正崛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超越西方文明,探索中国特色之路

记者:韩国新村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为什么又走向西方式城市化和工业化老路?

刘德喜: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在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又走向了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既与韩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关,也与其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从国际地位看,韩国仅仅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小国,从政治和军事以至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与美国有着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从历史和文化以至文明模式的角度来看,它又与中国有着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的来往甚少,而与美国等西方世界却来往亲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韩国不可能运用中国式的文化和文明模式来建设具有创新内容的新村运动。最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明模式的影响下,韩国不得不抛弃新村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继续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

当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朴振焕在总结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时也指出,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领导人的更换和韩国政治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所造成的。

记者:我国新农村建设可能出现的两种发展方向,会让人产生哪些忧虑?

刘德喜:我认为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一种是忧虑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投入数万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如同撒胡椒面,有可能是打了水漂;担忧者认为用这些钱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并以此来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其效益可能比进行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效益要大得多。

另一种是忧虑中国也像韩国一样,很快就抛弃新农村建设运动的重大成果,甚至一开始就用城镇化和工业化来代替真正的新农村建设,或将城镇化、工业化与新农村建设混为一谈,最终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

记者:你多次提出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走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路子,是什么理由支撑你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刘德喜:我国之所以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首先是因为我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轨道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城市化和工业化始终是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奋斗目标;尽管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在各个领域都处于全球性的产业链条末端,就是说,在西方工业文明体系的各种关键产业中,中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它的核心技术。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绝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成为与西方同等水平的现代化国家。

其次是因为当前以及未来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地位是以巨额的资源占有为支撑的。然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以占有巨额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端,因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新的资源地区可供占有。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如果中国的广大农村依然沿着过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走,那么,几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中国使用。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绝不能再重复这种老路。

传承中华文明,开拓协调发展之路

记者:前面你结合对比国外的做法对新农村建设内涵的两种取向都做了分析、评判,那么你个人认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刘德喜:我坚信历史和现实都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选择路径和奋斗目标应当是:既要学习和借鉴韩国和日本进行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要避免他们对新村运动的抛弃,即避免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最终走向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同时探索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

从国际视野看,单纯依靠城市化难以解决农村发展和城乡协调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只不过是贫民生存空间的变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我认为理想之路,只能是城市化、工业化与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

记者:请详细谈谈你认为的“理想之路”的可能性。

刘德喜:我之所以如此坚信我国是能够探索出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一是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和谐与共、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二是因为我国有着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历史经验。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这种独特的文明模式不仅在历史上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在今天以及未来仍将放射出耀眼光芒。当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传统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选择。更何况,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而以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新的世纪开始之际,面对人类遇到的重大问题,人类应当寻求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经过现代性的改造,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最优选择。

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人口,世界第四的经济实力,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政治大国地位。尤其突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农村住有9亿农民;据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中国仍有6亿农民住在农村,甚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仍有4亿人住在农村。若干亿人口长期住在农村,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从制度保障和历史经验来看,我国接受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只有130多年时间,而且,在这130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极其重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虽然在90年代以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速度加快,导致大量城市农民工的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这一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始终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才使当前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农民和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有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经验。

刘德喜教授简介

1956年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1982年和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获法学博士学位。1992年以来在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战略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1996-1997年在河北省大名县任副县长。2004年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做访问学者。著有《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WTO与国家主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方略》等;具体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苏联和中国革命》;主持中共中央党校项目《从同盟到伙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等;是国家重大委托项目《“三基本”》教材主要撰稿人和统稿者之一,也是国家重大委托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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